已故作家、编剧琼瑶童年时代曾与家人一起旅居上海一年多，其间因经济困难，家庭生活十分艰难。说着一口四川话的她和弟弟们，入读小学后，在适应环境上也遇到很大困难。但就在这段时间里，年少的琼瑶游走于十里洋场，萌发了创作的火苗。琼瑶自传《我的故事》中详细记录了这段日子。
《我的故事》
琼瑶 著，新经典文化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，2015年10月。
“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”
“从四川的乡间到十里洋场的上海，这两个地方实在有太多太多的差距。我初到上海，看到栉比鳞次的高楼大厦，看到满街穿梭不停的车水马龙，简直看得眼花缭乱。”琼瑶1989年7月首次出版自传《我的故事：雪与火交织的人生》时，这样描写她童年时看到的上海。
琼瑶生于1938年，正值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，中国军民刚刚在台儿庄战役中重挫日军，毛泽东发表《论持久战》，提出中国人民要以大联合抗击侵略者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，琼瑶一家长期处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。
琼瑶父亲陈致平是同盟会成员、民国元老陈墨西次子，毕业于北京私立辅仁大学历史系，1937年因日军侵占北京，转入成都私立光华大学、国立同济大学任教。陈致平一生坚持书生本分，从未放下教鞭。
抗战胜利后，1946年初冬，陈致平带着妻子和4个孩子，随同济大学一起从李庄临时校园迁回上海。教员们被安置在外白渡桥附近的金山大楼，这里是同济大学租用的宿舍。琼瑶和两个弟弟入读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。
上海的生活开支大，陈致平一个人的薪水需要养活全家六口。旅居上海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们一直面临经济困难，琼瑶的母亲袁行恕后来也到中学当老师挣钱贴补家用。9岁的琼瑶因此经常放学后要跑步回家，代替母亲照料幼小的妹妹。
金山大楼现地址为黄浦路43号，实际位于大名路临街，是一栋清水红砖外墙的6层建筑，6楼有明显的加建痕迹（琼瑶记录也为5层）。这栋大楼是礼查饭店（现为中国证券博物馆）的附楼。大楼建于1908年，本是旅馆建筑，每层有28间标准客房。1937年，一二层被改造为商铺和附属用房。
琼瑶在自传中提到，当时一家人分到4楼的一间房，“每一间都是一样的，附带一间小小的浴室，有洗澡盆而没有马桶”，上厕所要到每层尽头的公用厕所。6口人住起来也非常拥挤，房里只有一张床。父亲在大书桌上批改考卷，晚上把棉被一铺，琼瑶和弟弟就睡在上面。母亲在浴盆上搭块板子，买来炉子，生火做饭。隔几天，她就移开炉灶，“孩子们集体洗澡”。
“上海生活程度高，小妹嗷嗷待哺，奶粉贵得惊人。我们三个大的正在飞快地长大，衣食住行样样需要钱。”在沪期间，吃住开销都很困难的情况下，“住在雅尔培路（注：今陕西南路）一栋非常讲究的房子里”的大舅一家，给琼瑶一家提供了很重要的物质支持。
袁行恕也出身望族，其父亲袁励衡是著名银行家，1908年参与发起创办交通银行，为首任行长。袁行恕的大姐袁晓园是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，四妹袁静是著名作家。袁行恕与当律师的大哥团聚时，父母均已去世。大哥心疼小妹，就与妹夫陈致平谈话，劝他放弃大学教员的职业，改行做更挣钱的事情，后者大怒拂袖而去。
大舅母常常带着很多衣服来到琼瑶家，里面有许多小纱衣、小纱裙，是外祖母为琼瑶的出生而定做的，她没穿成，正好给小了八岁的小妹穿。“看到这些衣物，别提了，母亲又哭了好几天。”琼瑶写道，“在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的，贫穷会把欢乐从身边偷走。”
“流浪的日子该结束了吧”
“童年的我，从成都到湖南，经广西、越贵州、回四川，再来上海，我真走了一条漫长的路。这段路不仅漫长，而且充满了狂风巨浪。”“我们终于安定下来，苦虽苦，总是阖家团圆的。”琼瑶与家人在上海，无论大人小孩，都在努力适应新的环境。
同济大学当时的临时校址位于四川北路现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，陈致平当时的通勤距离有2.6公里，可能要坐电车。孩子们上学则近得多，现南浔路281号上海音乐学院北虹高级中学就是上海市第十六区中心国民学校（后为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）旧址所在，距离金山大楼约400米。
陈致平把三个孩子送进小学，接受教育，但适应学校的过程，却让孩子们吃了不少苦，给琼瑶留下了极深的记忆。首先是语言问题，同学们都说上海话，她和弟弟们一口四川话，“我语言不通，老师说什么我不懂，同学说什么我也不懂”。土里土气的自己也让琼瑶在同学们面前感到自卑。数学底子差，加法都不会，成绩完全跟不上，还好她从小跟母亲学背唐诗，阅读能力强，语文还不错。
“在学校中真是苦极了，上海的孩子会欺生”，上学第一天，在操场上排队时，琼瑶就被同学们推出队列，老师又过来骂她不排队，琼瑶哭着跑回家。哭了一晚，第二天还是要上学。她说，父母要锻炼孩子们的独立生活和适应能力。
双胞胎弟弟麒麟总跟同学打架。二弟也是淘气包，总是要求上厕所，一节课上十几次厕所，终于把老师气坏了，不让他去，他最后居然在教室里小便。最后大姐琼瑶在课堂上被训导主任叫出来，带两个弟弟回家。琼瑶惊讶地发现弟弟们的嘴上都被红笔画了大大的红圈，原来这是当时的校规，是讲粗话或做错事的惩罚，“洗好几天都洗不掉”。
400米的回家路，就像他们曾逃难走过的漫漫长路，路人还不时来嘲笑，姐弟三人一路大哭。琼瑶写道：“我在那一瞬间体会到我是这个家庭的长姐，两个弟弟终生都是弟弟，不论他们怎样，我再也不要和他们分开。”
就在这样各种困难交织的时候，琼瑶的文艺创作生涯也悄然开始。近日沪上媒体纷纷报道“琼瑶的处女作发表于上海”，指的就是1947年12月6日《大公报》星期日副刊发表的《可怜的小青》，署名琼瑶本名“陈喆”。短文中写了一位10岁的小女孩小青，家庭太贫穷，最终因过劳且无钱治疗而死去。文末的一句话“唉！这样好的一个孩子，她一点过错也没有，为什么会死呢？”犹如当时琼瑶对眼前生活的拷问。
《解放日报》提到时任《大公报》“现代儿童”栏目主编、儿童文学家陈伯吹选中了这篇投稿，认为文章“感情真挚，文笔清丽”。陈伯吹是我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家，也是上海人，在上海举办的“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”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的。
琼瑶说这次投稿是因为父亲读了她的文章后“似乎颇受感动”，就帮他寄给了《大公报》。刊发后，琼瑶兴奋得茶饭不思，“整天举着报纸，读了起码100遍”。40多年后，在她撰写自传时，她已经记不起这篇“处女作”到底写了什么，但还记得“那可怜的小青必然有自我的写照吧”。
发表作品后，“小作家”迷上了写作，每天下课回家就写作。这时，另一个重要契机出现。中国话剧的发源地上海，为琼瑶的创作生涯点燃了火苗。
琼瑶的四姨袁静参加话剧社，演出曹禺的话剧《北京人》。这部话剧创作于1940年，被认为是曹禺最精彩的代表作之一。“当年小四姨是个胖妞，很有喜感，出演重要的配角”，琼瑶因此拿到招待券去看戏，她把这次经历看作是“最快乐的事”，一下子喜欢上了戏剧，一回家就写个不停。
“不会分场，我全写独幕剧。人物一多就搞不清，我全写双人剧。父母看了我的编剧，只是笑，因为我的取材，全是父亲与母亲间的对白。所谈的问题，全是逃难时的点点滴滴。”虽然琼瑶说自己童年写的剧本“真可怜”，从来没有发表过、演出过，最后都扔进了垃圾桶，但有了快乐创作的日子，也让她融入上海更容易了。
后来，琼瑶学会了上海话，经常抱着妹妹在外白渡桥看日落，和两个弟弟去外滩公园玩耍，学会了享受“生活圈”。这些快乐不长久，物价飞涨，局势不稳，“战争又逼近了”。母亲带着4个孩子回到了湖南，父亲则在教完那个学期之后返回。琼瑶短暂的在沪旅居结束，再来上海，是改革开放后的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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佟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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